中国股市的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投资者一边，而是出在融资者和裁判员身上。裁判员吹偏哨，向着融资者一边倒，是投资者一损再损，股市价值中心不断下移的根源。裁判员如果一再误判，损害了球赛，他自己也要受到制裁。

2000年底至2001年初这段时间，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影响力很大的观点，持这个观点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集中抨击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炒作和股市泡沫，声援证券监管部门从2000年初开始的规范市场、打击坐庄炒作、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措施，认为“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很不规范”，“不规范的股市对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的危害极大”。“从深层次看，股市上盛行的违规、违法活动，使投资者得不到回报，变成了一个投机的天堂”，“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像一个可以偷看别人牌的不规范的赌场。他认为，做短线即投机与做长线即投资不同，投机炒作是一种零和博弈，只是钱从一个人口袋流向另一个口袋，并不创造财富。“想要依靠投机使一个国家或全体参与者富起来，那纯粹是一种幻想。”后来，他的观点被人形象地但也并不全面地概括为“赌场论”、“泡沫论”和“全民炒股论”。

董辅礽先生治学几十年，虽有改革开放伊始就喊出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石破天惊之举，却从来没有对某一个经济学同仁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批驳的先例。例如，尽管先生是以所有制改革振聋发聩于经济学界，但在20世纪80年代厉以宁教授“所有制改革优先”与这位经济学家“价格改革优先”的论战中，先生竟稳坐一旁，并未帮腔。80年代中后期，先生的弟子以“双轨制增量渐进改革论”与以这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综合配套改革论”之间的唇枪舌剑，也未撼动先生的修身定力，他依旧隔岸观火，旁若无人。先生生前说起他与这位经济学家从无宿怨，改革前的困难年代相互还帮过一点小忙。尽管在证券市场问题上，先生一贯对股市呵护有加，而这位经济学家一直警告股市泡沫，认为在股市遇到困难时的政策救市，是不当的政府托市行为，不过双方从未正面接触更不用说直接交锋。但是，这次先生如此珍爱和寄予厚望的中国证券市场，不仅像是遭了一大桶污水，而且在他看来简直是处在要被全盘否定的危急关头，年逾古稀的先生竟像年轻人一样跳将出来，对他认为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接受的“三论”迎头痛击，这恐怕是先生自己也不曾想到的事。

接下来的事情更是出乎先生的意料，当董辅礽先生有理有据地对股市的“赌场论”、“投机泡沫论”、“全民炒股论”逐一批驳之后，对方指出，他从不否认证券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只是反对过度投机炒作，反对庄家黑市，反对股市狂热和股灾，因为其结果只会使小投资者受损，对广大中小投资者，他从来都是“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因此，先生及他的同道人对证券市场的捍卫和反击，成了以偏概全、找错了对象地与风车作战，而秉性耿直的先生则老来当了回堂·吉诃德。更糟糕的是，股市争论从一开始就预设的经济学良心与黑心、改革与既得利益的反抗格局，使得先生一干反击的人一上来就大有“既得利益代表”、“庄家代言人”的嫌疑。董辅礽先生有生以来第一次从理论上和道德上被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以至不久后在“两会”上记者采访时，先生如孩子般赌气和无忌地说，“我不懂股市，没有什么可说。”这就是毫无心计和童心未泯的先生！

换个角度看，董辅礽先生实际上是在以沉默作无声的抗议，抗议在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的过程中，第一次把道德、良心，把利益影射和大众情绪带进独立的学术研讨和争论，从而使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我们后来看到，国有股市价减持的错误政策正是在此之后推出不久又被废止的，给国家、市场和投资者带来无端的损失，而恰好在此之前发生的经济学界股市大争论却没有能发挥它本应有的理论先导作用。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也是理论界应当吸取的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深刻教训。

客观地说，股市的批评者抓住了投机泡沫和坐庄炒作这个颇能拨动大众心弦的现象，因而一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而如董辅礽先生这样的股市捍卫者，呵护心切，又由于不是自己的专门领域，没有抓住中国股市在股权分置基础上溢价圈钱这个本质，这样对股市投资价值的认定，就缺乏可靠的基础，留下了被人批评的口实。因此，当股市在规范化的口号下打击了炒作，放开了圈钱，市场失衡，熊途漫漫时，争论的双方都受到相当多股民的责疑，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