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月全球股市暴跌分析

美国1月底开始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贸易制裁
中国开始也开始反制 但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最重要的武器是美债
如果中国大面积抛售美债的话 会引起债市大幅走低
如果债市大幅走低 美股就会再涨 这样对美元回流是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美债突然高涨
有消息来源是认为中国持有美债的数量突然在加大
而且在把长期债券替换为短期债券

中国持有多少美国的美债现在是个谜
因为美债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中国在全世界各国都用各种账户在买美债
现在美债的走高 就是有人在和中国抢

美债走高就会让美股大跌 这个是跷跷板
一般双杀的情况比较少
也许和我们在抢债券的就是美国自己

为什么中国股市要跌呢 为什么还不能救呢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 美国3月要加息
再加上美股大跌 会形成吸引资本的洼地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A股再涨 就会资本流出, 锁死才是正确的操作

人民币开始要进入大贬通道了, 之前的多头基本全部已经死了

这些都是有前车之鉴的, 上一次2015年中国股灾的时候, 也是美国债利率大涨, 熔断那次好像也是

现在的大跌 还是防御性质的大跌 不会起不来, 美国可能会表面上加息, 但是实际上很多政策会偏向QE放水

美股肯定不能崩, 因为特朗普的实业兴国 美国优先等各种政策, 是不会让股市崩盘, 所以 美股有较大概率是深蹲

美国这次依然会通过制造国际动荡 来保证美元地位 保证美国投资环境的最优 通过这些来压低美债收益 保证美股稳定
所以中国的股市 也会是深蹲

但是根据以往的传统经验 十几个交易日是有的 但是这次不一样的情况又特殊
因为以往大跌的时候 美元指数都在100以上高位, 本次是90点一下开始跳水, 所以我个人感觉下蹲时间不会很长

紫金中长线上涨的逻辑一直存在 这几天这么跌 我也万万没想到

现在美国信用已经跌的比较厉害了

弘毅投资观点

2010年11月19日

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
认准中国农村城市化和消费升级两大机遇 
 
赵令欢表示,未来投资将细分6个重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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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有关建筑、建材、机械工程和装备类的企业,比如中联重科;
医药、卫生、保健、养老相关的企业,比如先声药业、石药等;
消费类相关的行业,包括零售、皮具、服装和高端消费品,比如,高端消费品企业SKAP;
与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相关的环保产业,对于新能源行业,赵令欢表示,要“认真地看,谨慎地投”;
文化产业;
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2017-06-07
中玻控股

国际化, 参与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项目
最近中玻控股获得的在“一带一路”国家哈萨克斯坦项目,
实际上,在此之前该哈萨克斯坦提出将该项目转让与中国建材,“
但是我们更希望发展中玻控股国际化,便将这个项目给了中玻控股了。”

在走出去方面,国家进出口银行以及国开行都对中玻控股有实际支持,其中就包括最近的哈萨克斯坦项目,有国家进出口银行在贷款方面的支持

两个月前,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彭涛被委任为中玻控股集团主席。彭涛对腾讯财经表示,在2020年前,中玻控股将会与中国建材旗下的玻璃板块进行有效整合,其中包括一些资源倾斜。

在中国建材旗下玻璃板块和中玻业务进行整合后,后者是否会被更名或者被中国建材玻璃取代,彭涛除了提及会进行业务整合外,并未透露更多

马克思对全球治理的几点看法

一 引言

世界历史理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在古希腊时期,世界历史观念就已经在众多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萌芽。
素有“历史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一书中就展示了一种朴素的世界历史观念。

  • 到中世纪,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等著名神学家将人们引向了另一种世界历史观念之中,他们借上帝之身超越了民族历史观念的狭隘性而达到了抽象的普遍性,并确立了历史进步观念、上帝目的论和历史时空观念。[1]

后来,但丁(Dante Alighieri)则将世界历史视为人类自身智力与潜能的发展过程,把中世纪颠倒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摆正过来,把神意的世界历史观念还原为人类本身的创造活动,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
此后,世界历史观念又历经了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哲学提升”、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的“文明化的进化”、康德(Immanuel Kant)的“世界公民社会的构建”、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人道主义世界历史范式的确立以及黑格尔(George Wilhelm Hegel)把世界历史归结为“世界精神”

  • [2]的漫长过程。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变革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一次厘清了“世界历史”这一概念,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
  • [3]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特指“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其空间内涵不包括16世纪前各民族、国家、地区相对隔绝、彼此孤立而尚未形成有机整体的历史”。
  • [4] 马克思抛弃了中世纪把神置于人之上的世界历史观念,批判了理性主义把世界历史视为自由意识的进展过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吸收了包括但丁在内的人本主义世界历史观念,在此基础上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科学的重构。

全球治理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多部著作中提出并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用这一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并认为人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实质与核心。
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5]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生产使用价值的特殊劳动开拓世界历史,而是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才能真正开拓世界历史。
而劳动从特殊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变过程正是劳动的异化过程,也是资本形成的过程。


资本在直接生产的过程中无止境地、盲目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使它必然突破狭隘的民族地域历史界限而开辟广阔的市场。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6]马克思还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7]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而且也使物化的社会关系成为束缚个人的枷锁。
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个人的直接产品不是为了个人的产品,只有在社会过程中它才成为这样的产品,因而必须采取这种一般的并且诚然是表面的形式;
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8]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怎样开拓世界历史,
而且也揭示了资本是怎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世界性控制的。

这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全球治理的思想跟“世界历史”理论一样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
但是,当今在探讨全球治理的思想源头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全球治理思想是不得不提起的。


## 二 世界历史进程的开创与全球治理的源起

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人们一般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一背景下而兴起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最初学术界对“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界定。
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后,为了解决国家间面临的安全困境,或者为了拓展疆土、扩充影响力而形成相应规则(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跨国家的治理开始出现。
最早提出“全球治理”这个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推向学术领域的是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
他虽然很少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但他从全球的视角来考察全球生活,并在这个层面上使用“全球治理”这一术语。
他认为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
[9]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在其颇有影响的《全球大变革》一书中也谈到:“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

[10]中国学术界引入“全球治理”的术语比较晚,但也都是基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试图建立全球性秩序而探讨全球治理的内涵。
俞可平可以说是最早把“全球治理”的概念引入中国学术界的。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 [11]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解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内涵。

假若全球治理确实主要是指对国际秩序的追求而忽略其价值取向问题的话,那么全球治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出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即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被全球性的世界历史所取代的状况下就已经出现了。
或者说,世界历史进程的开创是全球治理的前提。
只不过当时的全球治理更多的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管理。
既然全球治理是规则、秩序的跨国界影响,那么首先必须要有跨国界的关系的出现。没有这种关系就不可能有调节这种关系的规则和秩序。
开启这种跨国界关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要归功于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开始真正进入了世界联系和交往的时期。
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两百多年间,人类才把被海洋隔开的各大陆,被沙漠、高山隔开的各文明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打破了世界联系和交往的闭塞性,使分散发展的区域民族史逐步转变为整体发展的世界历史。

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
他们赶紧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

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崩溃了。
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野。”

  • [12]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也指出:“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
    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

  • [13]不过,仅仅是地理大发现还不足以开启跨国家的关系,真正开启这种跨国界关系的是资本的力量。
    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占有,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
    资本的本性驱使着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从一国、一个民族内部拓展到整个世界。
    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大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率,因此,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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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狗日的, 要不要说的这么经典透彻啊.

    反对剥削,往往是在掩盖更深刻的剥削,因为剥削早已经无形化、升级版,任何的反对,从利用社会资源上看,都是在促进剥削本身。
    资本主义早进化成这样一只魔兽,任何社会资源的交换与利用,都成了促使其更有力量的行为。
    所有人都在资本的魔性用迷失,所有在资本魔性中沉浮的,都为这资本魔兽提供动力。
    而那虚实的游戏,同样要席卷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最终被资本主义所吞没,就算是死了,其葬礼、也构成其交易,构成其GDP,为资本主义添砖加瓦;
    反对资本市场的,最终被资本市场吞没,资本市场高效地配置社会的资源,资本市场的采阳大法,只采集其精华,而所有的交易、所有的人,都被其筛选着、吞噬着
  • [14]起初这种联系是非常简单的、松散的,但后来随着资本运动的加速以及社会分工从国内扩展到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建立的这种联系逐渐形成了以资本为纽带的联系。这种以资本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联系”就是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机制。

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资本主义“联系”为什么需要治理?
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治理这一概念,但他在揭示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进程的过程中看到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客观上要求进行全球资本主义的治理。
当然,资产阶级不可能对此形成自觉,但资本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充当着对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治理的一种“自觉”的工具。

众所周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这是由它们的生产力水平不一样所决定的。

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卷入“文明史”中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 [15]生产力发达的资产阶级往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则只能从属于前者。
    那些“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则只好听命于前两者的使唤和奴役。

结果,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层级关系,或者说是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关系。
资产阶级只知道无限占有剩余价值,并不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全球治理结构。

但是,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纽带是非常清楚这种全球治理结构的,并且在维系这种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生产力水平在资产阶级内部是严重不平衡的,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难以克服,

这个矛盾首先在一国内部发生,但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落后国家的扩展和资产阶级对外的殖民掠夺,
这个矛盾也迅速蔓延到所有“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其他国家和民族。

于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制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几十年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

  • [16]因此,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就是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治理。
    然而,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的治理是无效的。
    这种无效治理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为转嫁危机而举行的大规模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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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不能认同, 没有比资本对全球化治理更有效的了.

    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本质是 :
    '资本要生存下去,就不但要冲破人在自然的关系中能力的限制,又要冲破它自身对生产过程的限制。'

三以资本为手段的全球治理及其实现方式

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为以资本为手段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但是,资本要真正充当治理全球资本主义的工具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 其一,世界历史进程是资本控制之下的一个进程。
  •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遍及全球并且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
  • 其三,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市场客观上对全球治理产生了需求,同时资产阶级自身也对全球治理产生需求。

首先,世界历史进程是否是资本控制下的一个进程?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又是世界历史进程得以开创的重要标志。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过是“世界精神”的外化与实现,世界精神决定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由上帝创造的,
“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付诸实施”。

  • [17]但是,马克思却把人的发展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质与核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 [18]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和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于战胜封建主义和开创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指出,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打破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地方性、民族性的限制,并“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而发展起来。

  • [19]结果,“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 [20]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同时也把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从一国扩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覆盖的全球,进而使资本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实际控制者。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怎样遍及全球并形成一个整体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本性时就指出:“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只是一种不断超出自己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

  • [21]资本就是在满足这种欲望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不断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为了这个目的,“资本的趋势是
  • (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
  • (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 [22]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一方面客观上充当了为世界历史进程创造物质基础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资产阶级必须“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 [23]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所到之处,用资本的利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并迅速地不断消除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世界在经济、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

  • [24]但是,这个“整体”实际上是存在着尖锐矛盾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欲望必然促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再生产。于是,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资产阶级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而解决这种矛盾的最终出路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掠夺世界市场的战争。从这一角度来看,资产阶级只是充当了开创世界历史不自觉的主体。但是,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进行全球治理,特别是要遏制资产阶级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另外,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机器大工业的产生,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地提升,但社会生产的无序化、无政府状态反过来对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产生了阻碍作用。其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为严重的问题不是一次性的经济危机,而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使资本生产得以继续下去,资产阶级主观上也对全球治理产生了需求。

有了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之后,以资本为手段的全球治理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资本进行全球治理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把一切都资本化。虽然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但它是这一历史进程不自觉的工具。然而,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却充当了全球治理自觉的工具。资产阶级用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并由此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进程绝非是要把自己淹没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而是通过这个进程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产阶级把一切都资本化包括“把人的尊严都变成了交换价值”,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 [25]这样,资本就可以在它所开创的这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

其次,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通过资本卷入到资本的“文明”之中。资产阶级首先在一国范围内把落后民族、落后的阶级纳入到资本化的进程之中,“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 [26]然后,资产阶级把一切资本化并非仅仅限于在一国范围之内,而是把它的资本化过程推向全世界。资产阶级将资本化推向全球的过程首先是借助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借助于便利的交通和新航路的开辟;其次借助于资产阶级价格低廉的商品。前者使资本走出了欧洲、走向了世界,后者则使资本在美洲、亚洲、非洲等地区落地生根,并且用有悖人性的方式征服了“野蛮人”。这样,资产阶级就“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 [27]在这个世界中,“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8]简言之,在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市场中,一切都从属于资本。

再次,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资本。资本的力量使“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中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行各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 [29]一句话,资本摧毁了封建社会的一切藩篱并借助于新航路和新的航海技术而走向了世界。而与新航路的开辟相伴随的是资本通过血与火的殖民掠夺进行的疯狂的原始积累。新航路开辟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便开始以武力掠夺和商业贸易双重手段,将美洲、亚洲、非洲等变成了资本的殖民地。马克思以英国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在迫使其他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采用殖民掠夺手段更甚于贸易手段。他指出:“在整个18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

  • [3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殖民掠夺的手段使资本的作用降低了,相反更表明资本的“迫使”作用更加增强了。因为一般的贸易仅仅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速度和资本对其他民族的自然征服,但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速度是无法满足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资本的本性和资产阶级的无限欲望强烈要求资本的发展要有一个巨大的加速度。资本发展的这个加速度来自于哪里?只能来自于武力掠夺。也就是说,殖民掠夺是为资本的加速增值服务的,是为资本能够更快地“迫使”一切民族接受资本的支配服务的。不仅殖民掠夺是这样,包括灭绝人性的奴隶贸易也是为了使资本增值获得这样的加速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

  • [31]由此可见,世界市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际化,而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则使资本在加速度中实现了对世界市场和一切民族的控制。

最后,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要在资本的控制之下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但为了剩余价值而寻求一种畸形的秩序,资本正是借用这种畸形的秩序来进行全球治理的。毫无疑问,人类要追求一种理想的秩序,但究竟什么是理想的秩序呢?最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他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指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糕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 [32]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判“理想秩序”的标准,即“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判”。[33]马克思主义的秩序观也认为,秩序必须确保是“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34]在资本把野蛮民族卷入之前,原来的社会原本是有一个秩序的。正如恩格斯在评述氏族内部的组织特点时所说:“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

  • [35]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产生了这样一种需求: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作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划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

  • [36]这里的“一般条件”所指的就是秩序。然而,当资本迫使一切民族进入资本化进程之后,无论是一国内部的秩序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秩序都是资本建立起来并为资本的增值服务的。在这样的秩序之下,不仅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被雇佣和被奴役的无产阶级最后只剩下把自己出卖给哪一个资本家的权利和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有。因此,这样一个畸形的全球治理秩序注定是不稳定、不安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7]

四 以资本为工具的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

国内治理机制是有价值目标的。俞可平从国内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善治”的价值取向,并从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性、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十个方面揭示了“善治”的价值构成。[38]同样,全球治理机制也是有价值取向的。在这一方面,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进行了非常有益的研究。他们不仅认为全球治理机制是有价值的,而且还从规范的角度阐述了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公共标准。他们认为,“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使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以互利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的准则和信息。它们能减少交易成本,创造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展示可信度的机会,克服背叛承诺问题,同时提供包括原则性的、和平解决冲突方法在内的公共产品”。[39]而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公共标准,他们提出了关于合法性的三种独立的标准,包括国家同意、民主国家的一致同意以及全球性民主。他们还认为,在价值目标的保证之下,全球治理机制能提供并维护国家无法供给的收益,这会进一步增强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40]托尼·麦克格鲁(Tony McGrew)认为,限制了人们更高水平的全球社会正义和人类安全,就是“扭曲的全球治理”。[41]因此,人权和民主就是作为支撑全球治理的价值大厦的核心价值。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例如蔡拓认为,“全球治理体系规则与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公共观念、文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42]换言之,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本身就是民主、正义、平等等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一种再现。尽管即便是在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这也不是一种事实存在,但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客观上要求全球治理的过程要体现民主、正义与平等。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价值目标,这也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秩序。任剑涛认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具有制约全球治理观念导向的作用”,不过,“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所显现的实际状态来看,全球治理价值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共识。如何在各民族-国家自有渊源的文化价值基础上达成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也就相应地成为支持或瓦解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43]

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也有价值取向,但它体现的是一种非道德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4]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以资本为工具的全球治理的非道德取向。资本要实行全球治理,首先是把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纽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是单个的资本家和单个的工人,而是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表面上看,工人是自由的,即出卖给哪个资本家由工人自己决定,但资本家一旦雇佣了工人即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劳动力,资本家就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从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的劳动资料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厂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隙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45]因此,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46]资本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目的是使资本获得最大的增值。

其次,资本实现全球治理的非道德取向还在于资本的殖民掠夺。通过圈地运动,西欧资产阶级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使原来的自由农转变为雇佣工人,于是自由农被资本化了。但是,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并不到此结束,而是为了资本迅速增大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47]为了这一目的,西欧资产阶级开辟了一条殖民增殖的血腥之路:残杀土著居民、在非洲与美洲之间贩卖黑人、在爪哇推行盗人制度等。所以说,西欧殖民主义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景”。[48]

再次,资产阶级所谓的“公共信用制度”实际上是资本全球治理非道德价值取向的有力证据。资本不仅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核心纽带,而且也是不同资本家(不同地域的资本)之间的核心纽带。那么不同地域的资本之间的关系靠什么来调节呢?首先靠的是工业资本,工业资本借助于新技术和新航路而进行殖民掠夺并最终建立起工业资本霸权。工业资本因“美洲金矿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而开辟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49]殖民制度又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工业上的霸权带来了商业上的霸权。因此调节不同地域的资本关系的工具很快被商业资本所取代。但是,商业资本最初并不能离开工业资本而独立存在,为此它还必须创造出新的条件来支撑其独立的存在。这种工具就是公共信用制度。在这一制度体系中,首先是国债,国债实际上调节着资产阶级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债发行人凭着等同于相同金额的公债券掠夺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财富,从而使自己大发横财;同时,以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银行,“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50]简言之,就是要把国民彻底榨干为止。随着国债制度产生的是国际信用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隐藏资产阶级资本原始积累源泉,而且还是强化资本的国际殖民掠夺的一种手段。由于资本在国际间的相互借贷,实力弱小的资本因获得这种借贷而增加了自己的实力,从而也就可以实施更残忍的殖民掠夺。也因为这种借贷,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贩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51]从国际资本借贷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仍然可以看到资本全球治理的非道德价值取向,而且也看到了西方大国兴衰的一般历史过程。

不过,资本的野蛮性并不否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52]资本简单的概念之所以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因为资本内在地要求自然(nature)变成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部自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53]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就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的自然越来越替代纯粹的自然,而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来越代替“自然的需要”。[54]具体而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至少表现为:其一,资本扫清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局部调整和改变。其二,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资本的最主要目的和直接动机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内在目的的外化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55]甚至可以这样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56]因此,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三,资本客观上为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改变资本原始积累时那种血淋淋的野蛮做法创造条件,从而有能力给资本的统治披上正义性的外衣。例如,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不断地缩减必要劳动时间、极大地增加剩余时间,这同时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社会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增加意味着扩展了人类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57]

但是,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全球治理是一种道德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是驱使雇佣劳动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这种本性也决定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只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讲“社会道德”。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度,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58]换言之,资本全球治理的非道德价值取向注定了这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是脆弱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五 马克思对全球善治的追求

国内政治中客观上存在着所谓的善治,也就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说的善治要体现正义,而正义应该奉行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有这样的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59]那么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全球善治?如果存在,它究竟是什么内容呢?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善治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现实。马克思认为,理想中的全球善治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确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前文述及,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是全球治理兴起的前提。没有世界历史进程,没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跨国界关系,也就没有所谓的全球治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否定了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归结为某种精神力量创造物的观点,而且也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60]也就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全球的视野中来思考的。单个人的发展、单个国家中的任何个人的发展,必须跟世界上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1]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是全人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同目标。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特别是置于全球治理的视野中来考量,并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具体体现。

但在资本主义时代,首先是资本使劳动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62]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一首田园诗,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动却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63]结果,劳动非但不能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反而成了禁锢人性的枷锁和异化人类的罪魁,因此,“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64]资本不仅使劳动异化,而且也通过使劳动异化而导致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相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65]在这种异化劳动状态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66]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确切地说——在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只能是一种奢望,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类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事实上,马克思正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未来全球善治的理想来追求的。

首先,马克思对消除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解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方法没有别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就能够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本的前提保障。马克思指出:“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67]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了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68]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产阶级必须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但是,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69]只有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铲除导致劳动异化的土壤,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

其次,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全球善治,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采取联合的行动。在马克思看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70]因为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弱小的,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力量就更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71]简而言之,单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资本的支配。这也充分表明,“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的论断。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72]在马克思看来,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存过程。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指的是摆脱了民族地域局限性的、与整个世界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的、具有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的现实个人。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个人思想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解放的过程。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的,马克思指出,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共产党人必须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最后,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将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在这一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性成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这一阶段,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不过,从第一阶段经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都要经历血与火的斗争。特别是在第二阶段,“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73]在这一阶段,人类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实现个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条件就是“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因为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创造)的能力”。[74]到那时,社会成员才能彻底摆脱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束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能够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这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5]

六 结论

把全球治理视为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是把全球治理当做基于民主、平等、正义等普遍认同的普遍价值基础上的一个秩序建构过程,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共同合作,通过订立各类国际制度,在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形成有效管理,最终使国际社会接近秩序的过程”。[76]但是,这种层面上的全球治理是狭义的全球治理。狭义的全球治理,主要是指对全球秩序的追求,并通过这一秩序避免全球性问题的泛滥。从这一角度来看,狭义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就是“全球共同治理”。因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的协同行动。广义的全球治理是伴随着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以及由此产生了跨国界、跨民族的关系而出现的。资本所开创的广义全球治理虽然也追求全球秩序,但这种秩序并不是全球协同行动的结果,而是资本作为一种特定力量强加的,其目的是追求资本这种“特定力量”的利益最大化。当今所说的全球治理即全球共同治理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疏离,也就是全球共同治理既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资源贫困状态,也存在着价值上的严重亏空。[77]即便如此,这种全球共同治理是建立在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基石上的,而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进程后而兴起的全球治理则是为谋取最大的剩余价值服务的,因此,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是一种基于非道德价值取向的畸形秩序。这种畸形秩序注定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而且,在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78]当今的全球治理的机制是脆弱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但相比之下,资本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更为脆弱,因为资本把世界带入文明之中,但资本的全球治理却是反文明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善治是不存在的。相反,全球善治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不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中,而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工具、手段和目标上的严重缺陷,马克思没有把全球善治的价值目标放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框架之中,而是寄希望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全球治理模式的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治理模式,在这种全球治理模式中,人的全面发展将得以真正实现,人类社会将真正实现全球善治。马克思深知,资本作为全球治理的手段和工具,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的全球治理,相反它会带来全球性的危机,不仅有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且由于资本的掠夺还会产生危及人类生存和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资源性危机等。从这些情况来看,当今所说的全球治理被认为是伴随着全球问题而兴起的,实际上是延续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全球治理归根结底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任何有碍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都是全球治理革命的对象。因此,马克思一直在努力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寻找实行全球治理的新的工具、手段乃至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当然,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全球治理的工具仍然是临时性的,因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性的。只有当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胜利,“自由人联合体”取代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后,全球善治才得以实现。因此,在“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全球治理的模式建立之前,任何全球治理的模式都不可能是持续有效的,即便它在某些领域内取得一定的效果,那也只是既有全球治理主体之间的暂时性妥协。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8-202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关于经济和金融工作的重要部署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制定本战略规划纲要。

一、深交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
“十三五”规划明确,要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
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确定今后三年要重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深交所发展面临新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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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污染, 环保新能源类受益, 弘毅投资的上海环境是固废处理的第一名

资本市场和深交所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标十九大“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迫切需要建设与现代化强国相匹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大资本市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迫切需要加速资本形成。
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占比长期偏低,制约了去杠杆的进程,迫切需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资本市场为创业创新提供支持,推进产业并购整合。
调整优化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拓宽投资渠道,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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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非常低(我国30%左右, 欧美70%左右),
如果想提高金融资产配置, 需要长期稳定丰厚的分红机制(大于定期银行存款利率)或长期慢牛盈利示范效应,
因此, 理论上讲, A股需要走出一轮慢&长牛. 理论仅仅是理论, 实际上怎么走 还需要观察

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以资本为纽带,推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更深层次的融合。

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运营机构和一线监管部门,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革。
一方面,从全球交易所发展趋势看,交易所之间互联互通、并购整合以及纵向一体化已经成为潮流,还出现了向私募市场拓展、向技术提供商和服务供应商转变等新业务模式。
近年,信息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也在深刻改变着交易所行业的组织形态、业务模式,交易所的功能和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另一方面,国内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中,《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正在修订,将对交易所履行一线监管的职责和任务提出更高要求。
交易所一线监管还存在制度供给不足、技术手段有限、会员作用发挥不充分等局限。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资本市场是金融体系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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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券法还没出台, 出台之后市场将发生一些变化, 总得来说是更国际化.

十九大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交易所的使命更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
深交所既要充分发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勇于担当,坚决履行一线监管法定职责,筑牢防范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又要稳中求进,积极改革创新,强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功能的发挥。

二、深交所的发展基础与面临的挑战

深交所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努力,深交所构建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相应的监管、技术和服务体系,上市公司市值、融资金额、成交量等主要指标逐步跻身全球交易所前列。
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深交所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优势和市场建设理念,得到了市场各方的广泛认可,也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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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创投公司股迎来真正的春天, 如深创投, 弘毅投资...
垂直类的创投公司也值得关注, 如紫光集团, 城投控股...

(一)坚持党的领导,具有坚强政治优势。

深交所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深交所的改革发展成就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交易所的独特优势,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交易所的制胜法宝。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未来改革发展不偏离正确方向,确保交易所发展始终以人民为本,以国家利益为归依,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不受商业利益主导,确保中央和证监会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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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角度看是统一方向, 资本市场也是一个单元, 为国家大局服务.
反面看是人为干预比较重, 扭曲方向.

(二)立足创新驱动,板块特色初步形成。

在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大,形成支撑国家支柱产业和国计民生的大型蓝筹股群体基础上,深交所致力于服务国家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战略,注重支持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十多年来,通过强化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建设,深交所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高新技术企业和成长性企业构成了深交所上市公司的主体。深市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代表,市场特色明显,充满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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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交所大蓝筹类公司会做大做强
深交所主要服务新经济, 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板块

(三)立足投资者保护,一线监管持续强化。

深交所始终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理念,认真履行一线监管职责,针对深交所上市公司群体和投资者的特点,基本形成了完整的规则体系和严密的监管机制,建立了“六位一体”的投资者服务平台,切实维护市场公平正义,塑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

(四)立足市场导向,服务品牌广受认可。

深交所始终坚持“市场至上、服务为本”理念,主动贴近市场一线,深入了解各方实际需求,秉承开放、包容、共赢的理念,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广泛合作,发挥专业、技术、人才、平台多元优势,形成了各方共建、覆盖全国、面向不同市场参与者的服务体系。

(五)立足自主研发,技术系统业界领先。

深交所始终以自主可控为原则,持续完善技术支持体系,注重通过技术手段突破市场的发展瓶颈,保障市场的安全平稳运行和各项业务的高效有序开展。
目前第五代交易系统运行能力达到一流水平,行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深交所的业务运行高度电子化、信息化,有力支持了市场的稳定、创新和发展。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新形势下服务国家发展全局的要求相比,深交所对新经济的支持还不够。与境外成熟市场交易所相比,深交所还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主要挑战是:

(一)市场规模与实体经济需求不匹配。

深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初具规模,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仍不匹配。特别是近年来创业创新活动深入开展,创新型企业大批涌现,深交所需要适应新形势,加快改革创新,壮大发展规模,全面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支持能力。

(二)市场板块功能需要进一步发挥。

深市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定位、服务对象各有侧重,但还不够清晰,需要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格局下,进一步梳理市场和板块功能,突出特色,明确今后工作方向与重点。

(三)市场结构不均衡。深交所债券、衍生产品等市场发展不足,缺乏风险管理工具,尚未形成全面均衡的市场格局。

同时,国际影响力仍显不足,国际化进程不能满足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有待进一步加速。

(四)风险防控和一线监管能力亟需加强。

随着市场的日益庞大、复杂与开放,跨机构、跨产品、跨市场和跨境的风险传递不断加快,交易所维护市场秩序、防控市场风险的责任更为重大,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任务更为艰巨,需要加快改革以往在产品简单、运行封闭、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环境下形成的一线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

(五)基础制度建设需要与时俱进。

近年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变化,深刻反映出当前制度不适应、投资者救济不足、信息安全防范不够、保障能力建设有缺陷等问题,有必要从市场基础性制度、交易系统、风险防控、技术创新、内部管理等多个角度,持续有计划地开展梳理、规划和完善工作。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关于经济和金融工作的重要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核心任务,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始终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着力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二)基本原则

  • 1.坚持服务实体。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深交所的发展融入到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惠民生的大背景中去谋划,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能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 2.坚持一线监管。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扛起一线监管的责任,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完善风险应急管理体系,打好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3.坚持深化改革。深化创业板改革,梳理各板块功能定位,加大市场改革创新力度,构建支持服务创业创新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增加创新产品市场供给。

  • 4.坚持市场化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直面问题,促进深市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 5.坚持创新特色。从资本市场的总体格局着眼,从现有的发展基础着手,突出创新资本形成,突出新经济特征,不断探索深交所的差异化发展道路,强化深市的创新特色和品牌。

  • 6.坚持透明规范。切实维护交易所的市场公信力,增强法治观念,持续推进监管信息公开,增强交易所透明度。积极改进适合深交所的治理模式,不断完善内控制度,提高治理水平。

  • 7.坚持面向世界。紧密跟踪全球资本市场发展趋势,以世界一流交易所为标杆,抓住中国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历史机遇,提升深交所的长远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三)发展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让广大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形成投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坚持创新引领、科技引领,努力实现一线监管、市场服务、技术支持和内部管理能力的全面领先。
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监管公信力,努力成为国际领先的创新资本形成中心,打造世界一流证券交易所。

具体而言,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目标:

一是形成领先的创新支持市场体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占比、中小创企业成长性领先全球新兴市场。

未来3年,新增上市公司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处于领先。到2020年,深交所多层次市场定位更加清晰,板块功能充分发挥,中小创企业成长性突出,从现货到衍生品的产品线更加完整,市场投融资功能更加完备,对创业创新和高科技企业更加包容,吸引力显著提高,力争成为中国科创企业的首选上市地。
深证系列指数成为反映中国新兴行业发展的引领性指数,深市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稳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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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市值稳步上升导致扩容, 供求关系决定中小股票价格继续下跌, 尤其是创业板股票

二是形成领先的创新资本生态圈,重点区域覆盖率、创新产业链覆盖率和行业组织话语权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到2020年,实现东南亚国家跨境服务全覆盖,燧石星火(V-next)平台投资及专业服务机构会员数量突破、质量提升,投融资服务对接金额大幅提高。
到2020年,与中介机构、投资机构、市场平台等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创新支持体系的合作进一步拓展,与全球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深化,适应创新资源配置全球化趋势,形成与发达市场互联互通、在发展中市场拓展产品服务、在前沿市场布局多样化合作、在行业国际组织拥有话语权的国际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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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区域性市场, 面向东南亚

三是形成领先的市场监管与风控体系,投资者满意度、退市情况和重大风险防控率持续改善。

到2020年,一线监管的适应性更强,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
到2020年,投资者教育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投资者教育服务满意度继续提升,在适当性管理、法律救济和信息服务方面迈出新步伐,在退市机制常态化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监管技术和智能化方面做出新成就,在重大风险防控方面达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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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成熟度较低, 亏钱怨政府. 这也是政府多年来在资本市场大包大揽形成的副作用.

从稳定大局的角度来看, 我国中产阶级占少数, 且话语权较低, 一有经济危机就常常成为被牺牲的首选, 牺牲少部分保全大部分也的确是很自然的选择.
在我国中产阶级占据人口的大多数之前, 这个倾向不会有大的改变.

四是形成领先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市场绩效、规则完备性与核心系统安全性等指标领先全球。

到2020年,形成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交易系统持续改进,在市场规模、系统自主可控能力、安全可用性等方面保持全球第一梯队,持续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运维监控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到2020年,深市绩效保持较高水平,整体运行稳定,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方面走在全球交易所前列,更加适应交易所的监管、服务和内部管理等各项业务的需求,在交易结算机制和制度方面持续进行评估和改进,更加适应不同产品特性、不同投资者结构和跨市场跨境的需要。

四、重点任务

(一)加快形成功能完整、运行高效有序的市场体系

1.深入推进多层次股票市场建设

大力推进创业板改革,优化多层次市场体系。在资本市场总体布局的框架内优化创业板的定位和制度安排,着力吸纳一批龙头创新企业登陆创业板。
推动完善IPO发行上市条件,不断扩大创业板包容性。优化创业板再融资制度,继续支持可转债、优先股等新型融资方式的发展。梳理多层次市场的板块体系,统筹三个板块,进一步明确定位,形成特色更加鲜明的市场体系,实现各个板块的协同发展。
构建支持创业创新的私募股权平台。全面深化燧石星火(V-next)平台和区域性市场服务平台建设,形成覆盖全国高新区和区域性市场的两张网络。
创新市场运营方式,积极运用金融科技进行业务创新,构建支持创业创新的私募股权服务平台,有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新旧发展动能的接续转换。

2.实现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品市场均衡发展

结合深市特点与优势,加大固定收益产品发展力度。完善债券发行制度,推动债券市场标准统一,加强对发行人和投资者群体的培育,扩大深市债券市场规模,提高流动性。丰富债券市场交易品种,推动资产支持证券和债券品种创新,积极发展创新创业债券(含私募可转换债券)、熊猫债券、项目收益债券、可续期债券,加大固定收益产品对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一带一路”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实现政策性金融债、地方债等高信用等级债券的常态化发行,推动铁道债等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在深交所上市,提升深交所债券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研究推进REITs产品,形成具有深市特色的REITs板块。全力开展REITs产品创新,为住房租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保障性住房建设、商业物业等领域提供金融支持。探索发行公募REITs,引入多元化投资者。配合研究制定REITs相关配套规则,推动相关主管部门出台税收优惠等政策,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保持基金品种和数量领先,打造一站式资产配置平台。研究开发国企改革、“一带一路”等相关主题的基金产品。积极推动跨境市场债券ETF等新产品开发,丰富基金产品线,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立足深市市场优势和特色,以ETF期权推出为契机,打造深100ETF、创业板ETF、中小板ETF、深成指ETF、沪深300ETF等一批特色鲜明、规模较大、流动性高、影响力大的优势产品。充分发挥ETF和LOF双平台优势,引入全球主要市场旗舰指数和特色指数产品,形成投资标的覆盖境内外主要市场和大类资产的产品体系,打造具有创新市场特色的一站式全球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平台。

衍生品试点突破,补上衍生品市场短板。推动深市股票ETF期权成功试点,逐步形成以场内标准化产品为核心的衍生品体系,充分发挥衍生品风险管理工具作用,为科技型、成长型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投融资环境,促进深市创新资本形成中心建设。同时,为债券市场发展提供风险缓释和管理工具,满足债券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

构建“1+2”指数格局,形成国际品牌。将深成指打造成为代表中国新兴成长性企业的核心指数,将深证100和创业板指数分别打造成为代表中国新兴蓝筹企业和创业创新企业的标尺性指数,构建“1+2”指数格局,为基金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提供标的支持,把深证指数打造成中国新经济的标志,提升深证指数体系的品牌和影响力。

3.促进市场高效有序运行

完善市场基础性运行机制。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机制,助推上市公司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资源整合,鼓励企业运用多样化融资工具,提升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充分发挥上市委员会的作用,强化交易所上市审核职能,提高证券上市审核工作的质量和透明度。用好用足法定退市监管和决定权,推动修订并严格执行相关退市制度、标准及程序,探索完善退市公司股份转让机制,实现退市常态化。推动上市公司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方式改善治理结构。

优化完善交易机制。健全市场运行绩效的监测机制,持续评估和改进交易制度,健全符合股票、基金、债券、衍生品等不同产品特性和投资者结构的交易机制。探索差异化流动性机制、价格稳定机制和灵活的杠杆管理机制,推动建立结算周期灵活、交收方式多样的结算制度,不断优化市场微观结构,提高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

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教育保护工作。严格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推动经营机构落实“投资者分类、产品分级和适当性匹配”的管理要求。深化投资者教育主题活动,推出深交所投教服务号,持续制作投资者能够看得懂、记得住的投教产品。推进“投资者之家”建设,健全实体投教基地功能,探索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健全六位一体服务平台,推出“互动易”微信版,建设智能客服系统,探索投票权征集电子化平台。

4.全力以赴打好三大攻坚战

建成统一的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优化现有风险管理系统,建立常态化风险管理工作机制,强化风险动态跟踪研判,坚持“每周一评估,每月一报告”。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管理机制,提高风险应急处置能力。建立上市公司、债券、股票质押、融资融券、基金等重点业务风险监测系统,研究跨机构、跨产品、跨市场和跨境风险传递机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市场运行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模型,建成全所统一的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提升系统性风险预研预判能力。

推动绿色发展,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发挥深交所资源配置功能,鼓励绿色企业上市融资或再融资,支持绿色环保相关的并购重组,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节能、环保绿色企业做优做强。优化对绿色企业、绿色产品的服务,鼓励绿色企业发行可交换债、可转换债等股债结合的创新融资工具,加大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债券指数、绿色上市基金等绿色产品的开发。强化绿色信息披露监管,有针对性地出台绿色行业披露指引。积极践行并支持对企业进行ESG评价,进一步推动企业树立责任投资、绿色发展意识。

充分依托深交所资源优势,多渠道履行脱贫攻坚社会责任。深入贯彻落实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不断加强政策引导,持续加大贫困地区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的支持力度。不断完善深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继续引导上市公司践行扶贫社会责任。因地制宜继续深入探索多渠道、多样化的精准脱贫新路径,做好定点帮扶县民生领域重点扶贫工作,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抓好产业扶贫重点项目。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企业、地方干部培训,继续动员证券机构、上市公司等的力量进行对口帮扶,组织贫困县实地调研,深入开展产业对接。深入推广“深银通”“深农惠”两个信贷拳头产品,优化项目申报及评选机制,撬动更多信贷资金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企业及农户。

(二)显著提高深交所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

实现对外合作新突破。在发达市场,着重产品互挂,对接创新资本服务,推进交易互联互通,落实创新企业社区项目。在发展中市场,因地制宜,推动产品服务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南线市场,实施多样化合作,实现交易所技术和能力输出,通过战略合作带动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指数产品国际开发和推广,建设自主海外指数体系。推动跨境基金挂牌,推广海外追踪深市基金。

深化深港市场合作。做好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互联互通新机制、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合作等探索创新。在“深港通”和内地香港“基金互认”机制的基础上,有序扩大深港互联互通标的和额度,形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规则兼容互认,跨境服务便捷高效,监管信息充分共享”的紧密合作关系。完善深港交易所上市公司联合监管机制,促进两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协同。

建设跨境资本服务平台。围绕企业跨境投融资需求,结合深市特点,以“一带一路”跨境资本服务机制为抓手,加强与境内外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合作,完善并延伸特色服务链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资本市场服务。探索沿线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固定收益产品。利用前海政策优势,推进跨境投融资工具开发。开展境外投资者关系管理,优化运作机制,拓展地域覆盖。

提升国际话语权。深化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创新资本市场的联系,增强在世界交易所联合会、亚洲暨大洋洲交易所联合会等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确立深交所的国际地位。紧跟业界动态,加强行业交流,择机主动发力,提升深交所国际影响力。

(三)全面提升监管、服务、技术和管理四大能力

1.着力强化一线监管能力

强化一线监管职能。实现交易一线监管的三个转变,从主要直接监管投资者交易行为转变为监管投资者和监管会员并重,从主要发现、上报违法违规线索转变为违法违规线索发现与异常交易行为监控并重,从主要监控单个证券转变为单个证券监控与市场整体风险监控并重,有效维护市场稳定有序运行。全面加强上市公司一线监管,以上市协议为基础,推进原则监管,主动介入,发挥交易所灵活性;持续改进信息披露直通车,推进分类、分行业监管,探索差异化监管制度安排,构筑针对高风险的密集监管网络;强化合理怀疑机制,提高线索发现能力,遏制市场乱象,净化市场环境。全面加强债券监管,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债券监管体系,做好重点行业和企业的风险摸底排查,强化债券违约风险的源头把控、持续监测和管理处置。全面完善基金监管,落实分级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强化分级基金终止上市监管,完善基金上市审核程序。
配齐配强专门现场检查队伍,积极主动开展现场检查,增强一线监管的有效性和威慑力,切实防控市场风险。

夯实一线监管制度基础。持续优化以证券上市、交易、会员等为核心的一线监管业务规则,坚持简明高效、公开透明、动态清理的原则,推进科学立规、民主立规和依法立规,基本形成内容鲜明、层次清晰、体系完善的业务规则体系。
不断完善纪律处分工作机制,加强内部救济制度建设,提高依法监管水平。
强化一线监管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打造一支业务精、专业强的法律人才队伍。

提升一线监管透明度。全面推进交易所信息公开,切实维护市场和投资者知情权、参与权及监督权。构建阳光监管机制,确保公开透明贯穿于日常监管服务的始终。推进监管裁量权基准制度公开,提高异常交易、会员违规、固收产品审核和违规处理标准等监管规则的透明度,稳定并明确市场预期。推进监管政策公开,编发上市公司监管、债券监管等系列监管、业务办理问答,加强政策解读回应,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推进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加强监管措施及监管结果的舆论宣传,提高一线监管公信力。

全面建成“以监管会员为中心”的交易行为监管模式。持续完善会员管理相关规则,丰富会员监管手段,适时公开监管标准,强化监管协同,建立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机制。加大会员监督检查力度,推动会员切实承担起管理客户交易行为的各项责任,建立完善有效的客户交易行为监控系统,按照“事前认识客户、事中监控交易、事后报告异常”的要求,成为识别、发现、劝阻、制止异常交易行为的重要关口。

实现主要监管活动的科技化、智能化。充分依托大数据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新一代信息平台建设,开展“企业画像”“投资者画像”“证券画像”等应用工程。推进新一代监察系统建设,完善市场监控指标体系。强化交易监控与信息披露、舆情监测等的监管联动,提升线索发现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深化与证监会中央监控系统合作,进一步扩大数据共享范围,提高数据质量。

改进舆情预期管理。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舆情工作机制,不断提升舆情监测手段,全方位做好舆情监测,坚持“早发现、早回应、早澄清”,及时解答市场疑惑。提升预期管理能力,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维护交易所公信力。

2.着力提高市场服务能力

吸引标杆型创新企业上市。充分发挥市场培育、培训、研究、产品、信息服务等资源优势,完善覆盖企业上市前、上市中、上市后的全程服务体系,积极做好战略、服务对接工作,企业集团提供全链条服务解决方案。聚焦标杆重点,强化对“独角兽”等新兴行业企业服务,着力吸引一批优质企业进入深交所。

建成全国在地化服务网络。继续深化与各地证监局、金融办(上市办)、高新园区在上市资源培育工作方面的合作,在重点区域与当地政府部门共建异地服务平台,形成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融入地方创业创新支持体系,实现对服务需求的快速响应。以燧石星火(V-next)平台及创投联盟、中小企业之家、金融办之家、会员之家等为载体,与中介服务机构和社会各界深入合作,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培训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的社区化服务平台,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的实时性和精准性,打造围绕深交所生态圈的综合服务平台。

打造资本市场一流智库。围绕资本市场现实问题和深交所核心业务,强化研究选题会商,推出一批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一流研究成果。做好所内外研究支持与合作,建立健全研究成果宣传、上报、转化和迭代递进机制,培养一批研究能力突出、社会影响力强的一流研究人员。做强做实《证券市场导报》编辑部,创新导报办刊方式和手段,充分发挥导报的作用。

3.着力加强技术支持能力

构建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推进南方中心二期建设项目、滨海数据中心升级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展金融数据交换平台的能力与连接范围,建立行业领先的金融云技术平台。
通过打造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构建行业信息服务生态链,打造具有聚集效应和世界影响力的交易所技术生态圈。

强化安全运行能力建设。实现深交所两地三中心生产布局,进一步提高深交所核心业务持续性保障能力和数据的安全性。持续推进IT服务和运维管理平台的建设,提高IT运营的自动化水平。组织全所各业务、技术部门参与业务应急流程梳理及技术系统完善,防范和应对极端情形下办公场所或技术系统重大故障、主要业务无法连续运转等风险,牢牢守住“交易不断、数据不乱”的基本底线。

优化完善新一代交易系统。进一步优化系统技术性能指标,提升运营支持能力,完善系统支持衍生品、固定收益及其他创新类产品的交易服务功能和综合金融服务功能,加大系统对跨市场互联互通业务的支持力度。

建成深交所大数据中心。推进新一代互联网应用平台和新一代信息平台的规划建设,加强深交所集团互联网应用的统筹布局,增强深交所对大数据的采集、存储、加工、应用及推送能力,实现对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全领域数据的处理能力。大力提高深交所互联网与大数据的综合应用水平,实现集中自动化管理,提高系统运营管理能力,重点围绕智能监管应用、运行风险监测、产品创新研究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等领域实现突破,形成适应不同市场参与方需求的信息产品和全所统一的信息服务应用体系。

加快推进交易技术的标准化、产品化。在全面开展技术保障体系升级和国际认证的基础上,结合深交所实践经验,从交易系统、市场监察、金融数据交换等角度,总结出一套有中国特色、操作性强、普适性广的标准技术体系,推进交易技术的产品化、国际化,促进深交所与其他国家、地区资本市场的多元合作,更好实现交易所技术和能力输出。

推进金融科技的创新研究与应用。依托证券期货行业金融科技研究发展中心(深圳)平台,加强与行业机构、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就资本市场领域金融科技的前沿技术、关键技术,积极联合预研、开发、应用与推广,提升深交所的金融科技自主掌控能力,增强深交所的科技监管实力。

4.着力提升内部管理能力

强化党的领导,健全深交所治理架构。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委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将党的领导嵌入深交所治理各个环节。
压紧压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做好廉政风险防控,防范利益冲突。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准,配齐配强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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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

实现会员大会常态化,优化理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探索经理层分类分层,推进实施模块化管理,提升深交所运作的科学性、规范性。
落实人才强所规划,建设具有竞争力的人才队伍。
深化招聘改革,探索多渠道的人才引进机制,为深交所和证监会系统储备人才。
加大人才选拔培养力度,完善专业职务和行政职务聘任制度,建立健全优秀人才快速成长机制。
扩大境外岗位培训规模,拓宽干部挂职锻炼渠道,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
全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建设代表国内资本市场顶尖水平、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专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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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我国人才梯队建设比较薄弱, 作为监管者, 本身必须对市场很熟悉, 资本市场常常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

统筹全所资源,初步实现深交所集团化运作。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进一步明确下属机构职能定位,加强对下属公司的管控,发挥下属机构对深交所全局的支持保障作用。
深入实施品牌战略, 完善和落实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拓宽传播渠道。
建成博览中心,建设深交所公共展示基地和投资者教育基地。进一步营造具有深交所特色的企业文化,强化内部规范运作。

一些牛人

杭老板,华菱汽车的股东:杭玉夫。
华菱汽车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股东:史正富,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古井集团40%的股权就是他的。

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老板不少,华生是一个,

这位史教授也是一个。从2007到2009,一个项目运作了两年。

大闸蟹与PE(2009-12-15 10:41:16)转载▼标签: 大闸蟹螃蟹星马汽车pe萧何苏州休闲 分类: 理财-杂谈

“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这首诗出自《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咏蟹》,相信大家对大闸蟹都不陌生,大闸蟹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极高,自古以来便享有至高无上的盛誉。下面我要说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奇人奇蟹”的故事。
说起大闸蟹就一定要说说苏州的杭老板。认识他已经有很多年了,那年十一国庆节和几个朋友去青岛玩。他们带我去一家很高档的会所里面吃螃蟹,原来以为在青岛一定是吃海螃蟹,没有想到端出来的竟然是毛手毛脚的大闸蟹,而且我从未见过如此肥大的大闸蟹。因为北方人一贯对这些吃起来很麻烦的家伙不屑费力,但是看到给我们做饭端菜的“大厨”竟然也脱了大师傅的衣衫落座在我们主陪席位上准备开吃时便很是惊讶。大厨很“谦虚”的说给大家从苏州太湖里面带来了些野生的大闸蟹,这些大闸蟹公的有七八两,母的也要有四五两重,而且它们都是先搭快艇再坐奔驰再乘头等舱才来到这里的,享受过贵宾待遇。希望大家可以吃的高兴。好大的口气啊!他说他是先用鸡汤鱼翅煮螃蟹,然后再捞出来分给我们大家吃。此等豪华的螃蟹宴席真是让我不敢小瞧这位“大厨”。仔细上下打量这个其貌不扬的“大厨”:个头矮小面色黑红皮肤粗糙,掰螃蟹的手也是非常粗壮,裤腿还挽着,活脱一个渔民装束,唯独他那双深邃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感觉有些与众不同。这次的螃蟹宴让我大开眼界,再去苏州我们就是朋友了。
杭老板是苏州大名鼎鼎的民营企业家,号称是“水泥搅拌大王”,麾下有十多个水泥搅拌厂,上千辆水泥搅拌车。江苏浙江一带他们浇灌出的高楼大厦比比皆是,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带有杭氏字样的搅拌车在奔驰。然而这个杭老板最初就是靠大闸蟹白手起家的,他也是最早把大闸蟹推向市场的人之一,早在84年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属于改革开放后最早富裕起来的那批人。现在的大闸蟹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会客的礼物,只是送给亲朋好友们品尝,所以每年一到吃大闸蟹的时节各地的朋友都会很惦念他。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在如此发达的社会里他竟然是大字不识一箩筐,这似乎和他的身份很不相衬。然而他的传奇故事却又足足可以写成一本畅销的励志小说。他只会“画”自己的名字,并且告诉我说这还是他用好几十斤苹果才换来的照猫画虎。他的电话簿更是特别,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对他们的名字有着自己特别的标注,这个是小鸭子那个是个小猫小鱼的,我的名字下面他给我画了好多钱,说我是玩钱的。电话一响他立刻就能叫出你的名字,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呀,可惜就是不认字。曾经和他手下交流过他为何不去学习认字,得到的回答却是,要是认了字他也许就不是他了。他手下的员工也有上千人,其中不乏很多优秀的高学历人才,每每让这些读书人感到惭愧。
认识了杭老板算是真正认识了大闸蟹,谁再和我说起“正宗”的大闸蟹我也只是微微一笑说,等有机会带你们去吃真正好吃的大闸蟹去。
今年五月份几个朋友在苏州一起参加奥迪车活动,杭老板自然出来接待我们。晚间在金鸡湖边上吃饭当时,我向在座的朋友们炫耀说杭老板的螃蟹当年在香港如何拍卖出了几十万港币的天价,他的螃蟹个头是如何之大味道是如何之美,其中的一位听者恰好是一位真正爱吃大闸蟹的美食家,他听得口水直咽的说,到时候你一定要带我去吃呀! 原以为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没想到这个美食家真是和我认真上了。刚到十月份一见面就说“啥时候带我去吃八两的螃蟹呀?”问的我是一定要履约了。十月末在杭州参加活动,下午两点就给他发去一个短信 “我现在杭州,要是想吃八两的螃蟹就立刻赶过来啊。明天回京,就今晚上有时间。”原想时间如此仓促,他也不能说来就来,我发去这个短信好歹也算是对他有个交代,谁料想马上就收到了回复“这就出发,谢谢”。他竟然立刻搭上了四点多的京沪快线,就像是一直在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似的。我随即给杭老板去了电话,那边自然是非常豪爽高兴,他派司机小张开着大奔从苏州直奔虹桥机场去接美食家了。一路赶回苏州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螃蟹宴杭老板早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在苏州老街的“百年苏帮菜老店”落座。杭老板过去也带我来这里吃过小菜,味道是非常道地的。美食家见到他日思夜想的大螃蟹呀呀大叫,拿来相机先给他们留了影,想想也是挺残忍,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美食家没有过多客气,上来便开始喝着老酒就着大螃蟹一个一个开吃了,一连吃了4个好像还没有过瘾,连说下个月还要再来!真是吓住了大家。杭老板坐在一边看着我们的狼吞虎咽的样子,不禁是洋洋自得。
除了让我们分享到美味的大闸蟹,
席间说到他投资的安徽华菱汽车马上要增发到星马汽车(600375.SH)的事情让他更加高兴。回想起来两年前还是我们陪他去谈的此事,当时华菱刚刚投产业绩还是亏损,很多人劝他不要轻易冒险,但他最终还是很坚定得投入了。两年过来,他最终的坚持终于取得了收获,我说“恭喜你,你要发大财了!”果不其然,星马汽车开盘至今已经连续涨停!他的名字已经赫然出现在星马汽车最新的公告里面了,这就是一个不识字老板的传奇PE(私募股权基金)故事。

从当初的大闸蟹白手起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凭借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开拓着属于自己的道路,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很有智慧,在取得了很多成就后,没有像很多一夜暴富的人一样,沾沾自喜,而是继续以一颗谦恭的心,兢兢业业的打拼。他总是在这样不经意的和朋友们的交流中寻找商机,把握方向。不识字但却绝顶聪明,他的企业也在筹划着自己上市,相信这一天也不会太远。
其实通过杭老板的奇人奇事,我在想他的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智慧外,更在于他的管理之道。我不禁想起前些日子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听到的一段话“刘邦文不及萧何;武不及韩信。但刘邦善于驾驭,最终成就了大事业。究其原因在于其善于依靠个人魅力笼络人才,知人善任,放手让萧何、韩信之辈去干。”现今的社会也一样,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企业家,读书方面虽然不行,但是在用人上却很有一套,最典型的就像是蒙牛的牛老板,一个没有太多文化的农民企业家,做成了一个上千亿规模,满足全国人民日常生活必须的大企业,这中间又说明了什么呢。
当然,通过这件事,我们不是要大家都放下笔杆子去盲目打拼,而是想说人才是不拘一格的,成功的道路也是有千万条,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在读书的时候更要修身,要有思想,有眼光,有胆识,修炼自己的人格魅力。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这美味的大闸蟹,没有它们我是不会认识这个绝顶聪明的人,也不会听到关于他的奇闻异事。 (文/梦里)

缠中说禅-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续-1

《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续一(2006年)

3年多前,本ID写了《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在网上流传,当时写的立场很明确,就是探讨在大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动里,中国如何借机成为老大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目的:反对人民币升值。
显然,这个前提和目的在2005年7月以后已经不成立,本ID当天写了“中国货币战争中的“七七”事变” 。因为《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的策略前提已经不存在,
按本ID的股票术语,长线的第一类买点过去了,只能等待第二类买点的出现了。

任何对经济有一点常识的,

在2005年7月宣布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刻,就知道一轮由资源类牛市所拉开的资本全球化掠夺大戏从此波澜壮阔。其后资源类的大涨,全球股市的大涨都在预料之中了。

本ID也忙着去抽血,没时间对《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进行总结。
一个趋势形成后,全世界的人只能顺势而为,无论你有什么观点,先把利益抢到手再说。这世界没有什么必然成立的观点,观点是需要利益和力量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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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 国际热钱(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进入中国进行投资/投机, N年后, 获利了结, 换美元离开中国.

产业资本进入房地产等实体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大热--->对资源的需求大增--->资源股大涨
金融资本进入资本市场逐利-->跟风买入资源
以上2者互相刺激, 导致资源类大涨.

但在该文中,有些最基本的观点并不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些最基本的观点,本ID都收集在“民族复兴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历史性共振下的国家地缘与货币战略”中,
主要包括:


“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中其总体饱和度和人口关系存在类似电子轨道量子化般5倍递增的结构。1000万和5000万人口在中古和近代是完成所谓强国的两个基本人口数量。在大不列颠王国以5000万数量级别完成其霸业后,美国和苏联在2亿5千万级别完成了它们的历史表演,而下一个级别就是12亿5千万级别,目前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盟是为资本全球化12亿5千万级别的竞争储备力量

1929年,英德老的5千万级别主导循环结束,美苏2亿5千万级别主导循环开始;
这个90年的循环在一半1974年形成了石油危机的中型调整,美苏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同级别竞争以美国的胜利结束;
该循环的高点已经在2000年出现,
下面面临的巨大调整将在2019年达到如1929年般惨烈的程度,从而宣布该级别的结束,12亿5千万级别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的开始。”

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自己从12亿5千万级别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的有力竞争者变成最终的胜利者。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站在美国主导的角度,2000年的网络热潮所造就的世界性高点,从本质上就是这轮90年大循环的高点。这有点类似股票市场里,大龙头的引导潜力开始衰竭,其实就是市场开始转折的起点。当然,市场还会继续创新高,但轮炒三线的新高,往往不过是在导演最后的冲刺。2000年,是美国盛极而衰的开始,也是这轮90年经济大循环大龙头盛极而衰的开始,意义深远。

2000年以后,整个世界经济大格局用一句概括就是:寻找新龙头。注意,老龙头通过休整后,也可以继续充当新一轮行情的龙头,这也是美国其后所有动作的最根本意义所在。站在这个高度上,任何其后的资金分流现象,如果真的以为是资金已经找到新龙头,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只不过是轮炒而已,对于一轮行情的尾声,是不存在所谓新龙头的。

由于2005年7月的人民币升值,使得美国经济度过短线的难关,
从而使得“美国经济将在今后一两年的平台整理后进入更具杀伤力的下跌,而这下跌只是更大级别下跌的前奏。
”前半句话需要修改,相应走势变成不从这个平台直接下跌,而是向上突破形成多头陷阱,这个多头陷阱目前依然在制造之中,在最极端的意义上,最疯狂的走势还没有出现。2008年是1997年与2019年的一半位置,其前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之窗。

但其后半句无须修改,多头陷阱的上升以及其后的下跌也不过是更大级别下跌的前奏,这个毁灭性的下跌将在2019年前后达到最高潮。



新龙头的最终确立,必然是2019年毁灭性下跌后的一个事件,这一点都毫无疑问也无须更改

如果本ID是美国战略的策划者,本ID就按这样的根本思路来展开:诱多。用更明确的语言,就是把一切可能成为新龙头的都消灭在一个多头陷阱之中,从中调整好自身的结构,
为自己最终能继续霸居龙头位置而布局。
注意,这里的消灭不是真正意义的消灭,而是在一个多头陷阱中达到控制的目的,使得一切可能成为新龙头的可能最终都控制在美国手里。
站在长线大思路上,这就是美国人必然采取也正在采取的策略,今后10几年,政治、经济斗争将日益惨烈,当然,这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以一种和平甚至平和的方式进行,而真正洋流在海平面下
1
诱多, 使得资金都集中到美国, 然后大跌, 套牢大部分资金, 使得资金无法外套到其他经济体


目前美国在各地的军事行为,不过是最终为其龙头地位的再确立而服务的。
站在美国的角度,在伊拉克的戏已经达到了最大利益了,从中抽身退居幕后操纵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美国不这样干,则是一步错棋,其他龙头竞争者将有更大的机会。
但从美国惯常的操作水平看,这样的错棋是不大会发生的,逐步从伊拉克抽身退居幕后操纵是今后两三年美国的主基调。
911以及阿富汗、伊拉克等,对于美国的最大历史贡献在于,2000年大顶所带来的历史性压力被因此而化解了,
而中国的入世以及人民币的最终升值,使得美国成为新世纪的最大赢家,
美国在新龙头的竞争中取得了比2003年本ID所写文章时更有利的位置。
除非美国在伊拉克等问题上出现恋战等巨大失误,否则这种有利位置暂时还无法改变。
1
美国在伊拉克军师行动, 制造不安, 使得美国成为相对的安全地带, 资金进入美国


能对美国的位置进行最有力挑战的,目前来看还是中国。
虽然2005年使得第一类买点失去了,中国还有一个第二类买点可以等待,如果能抓住,事情还不算太糟。
所谓龙头,简单说就是发动机、就是经济旋涡中那最重要的旋涡。
所谓两个龙头之类的事情,从最终上看是不可能存在的。
例如上世纪的苏美两大龙头的竞争,最后也以一大龙头的胜利而结束。
因此2019年后,不排除依然出现一段时间的两大龙头局面,但这最终将会改变。
当然,由于12亿五千万级别中,世界很有可能裂成地壳板块运动的模式,其龙头与非龙头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很多新的特点 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暂且不说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人口消费化以及资产虚拟化程度低。
本ID早就说过,毛最大的功绩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10几亿人的国家,而长期计划经济的环境,使得中国资产虚拟化程度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这就构成了中国崛起的两大支柱。
其实,现代经济发展的秘密十分简单,
就是人口消费化与资产虚拟化。
当然,受垃圾经济学影响的人是不会接受本ID这个观点的,但本ID还是要宣告现代经济增长的缠中说禅定律: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人口消费化与资产虚拟化。



站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角度,一旦“人口消费化与资产虚拟化”达到其极限,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就到了。
经济增长必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当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就是“人口消费化与资产虚拟化”在全球范围都找不到可以挖掘的宝藏,那么资本主义的游戏就要OVER了。
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人口消费化与资产虚拟化”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为什么现在还生机勃勃?就是因为该极限还远远没有达到。
“人口消费化”的最终就是一切的垃圾化,“资产虚拟化”的最终就是一切的泡沫化。
垃圾化与泡沫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唯一两种最终产品。

而这个进程还在进程中,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任何不想垃圾与泡沫的,可以继续用连猫儿叫春都不如的文字进行呻吟,然后再让资本主义的机器将之垃圾化、泡沫化。



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于其罪恶,在于一切反资本主义的最终都将资本主义化。
而只有当资本主义垃圾化与泡沫化达到了其极限,最终连腐烂的力量都没有了,资本主义才可能真正地死亡。
资本主义的死亡,在于最终消灭一切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这样,一切反资本主义的都死亡了,资本主义才可能死亡。
而只有资本主义死亡了,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才可能来临。社会主义是必须在资本主义将一切可垃圾可泡沫的都垃圾泡脉化以后才可能出现的。
1
事情只有到了不能更坏的时候 才会转向, 物理学上也是能量要耗尽物体才会停止


中国目前的策略,首要一点就是不能被多头陷阱的诱多行情给消灭。
现在有些所谓的人,在叫嚣美国怎么不行了,这样那样,思想上就被诱多了,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

本ID这里把刚才已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2000年大顶所带来的历史性压力在这几年被成功化解,使得美国成为新世纪的最大赢家。
而且本ID还要给小布什一个历史性的评价:虽然本ID在感情上很讨厌他,但从纯经济与政治的角度,他绝对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之一。
他的重要性在于,在他大巧若拙的领导下,美国终于摆脱了2000年历史性大顶所带来的历史性风险,
如果美国最终真能继续新一轮行情的龙头,那他的功绩绝对可以和把美国带出1929年泥潭的罗斯福相比。
虽然,在那些愚蠢的历史学家那里,他的评价不会高,但从实际效果上,他配得上本ID这个评价。
真正的伟大是看不出的,站在美国历史的立场上,小布什配得上伟大二字。

对于中国现在的情况,用股票的术语来说明就更形象了:原来如果在第一类买点介入,那中国完全就可以扮演一个抢庄的角色,先把老庄折腾死再说。
而现在,只能等待第二类买点介入了,所以抢庄是不可能了,只能跟庄了。
跟庄也分主动与被动的,中国现在的最大机会就在于主动跟庄,在跟的过程中慢慢把庄家的血给抽干,最后让庄家高台举着,举不动了,就高台跳水去死。

庄家也是可以搞死的,本ID最爱干的就是把庄家搞死的事情。
要搞死庄家,就要耐心,就要不断折腾地降低自己的成本、掂高庄家的成本,让他吸盘难受、不吸盘也难受;洗盘难受、不洗盘也难受;拉抬难受、不拉抬也难受;出货难受、不出货也难受。
总之让他干什么都不顺心,但又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找不到决战的地方,最后精尽人亡。

本ID以上的分析,抛开一切政治立场等因数,纯粹从操作的角度进行分析。


本ID说美国是新世纪最大赢家,并不是本ID有任何亲美的立场,恰好相反,本ID的反美、反资本主义立场从来不变。
但反资本主义的本ID,却一直宣称,资本主义仍将大发展,一切都首先将资本主义化;
反美的本ID也会提示,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资本主义化浪潮中,下一轮龙头的竞争态势,美国依然占优。

对于这一点,本ID从不讳言。要明白为何如此,请好好研究一下本ID所解释的《论语》。

虽然目前美国依然占有先机,但中国的机会依然存在。如何把这机会变成现实,这就是今后10几年要干的事情了。
中国目前唯一正确的战略,就是要当好这主动跟庄的角色,耐心等待第二类买点的出现。有关一些具体的建议,以后有机会慢慢说。

缠中说禅-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上

2006-03-07 13:26阅读:198,800
三年前用旧作里的一句“乾坤一张纸一字一星辰”当ID写了一组经济方面的文章,被收集成经典长帖“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在全世界的中文网站广泛流传。
美国发动美圆对欧元的战争的三个主要战略含义。
美国是货币战争的高手这一点大概不用怀疑,想想当年是如何通过美圆和日圆的战争把一度不可可一世的日本经济弄砸的,就知道美国对货币战争的熟练。如果说在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美国没有什么太多可炫耀的,那么在货币战争中,美国几乎是常胜将军。而这几年来美国在欧元一出现就开始发动的美圆对欧元的战争,是一个大的货币战争的序幕,其战略野心极大,涉及的方面太多,是一个具有全球野心的事件,这里只说其中三个主要的战略含义。

一、经济发动机和一般的发动机一样,用多了可能会积炭、磨损甚至报废。美国这个全球经济的大发动机用了这么多年,毛病一大堆是显然的。但经济发动机和一般的不同,不能说拆就拆,说换就换,最佳的方式就是在货币逐步贬值下进行维修,其中的原理比较复杂,这里就不说了。总之,这次首先从贬值开始的货币战争对美国经济发动机的修复意义是极为明显的,这是一个主要的战略意图,特别在科技泡沫爆裂后,这种修复的迫切性就更加显然了。

二、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的蜜月结束,欧洲和美国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从政治、文化、历史等等方面,法、德带头的欧盟和美国有着很多的不和谐地方,美国其实也从来没有把法、德看成自己人,双方都是在互相利用而已。而如果一个大欧洲真的能出现,对美国的现实压力是巨大的,大欧洲的雏形就在欧元里。因此美圆对欧元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扼杀的行动,一个弱小、分裂的欧洲对美国更有利这一点不用怀疑。曾经通过贬值把日本经济搞砸的美圆这次是故计重演,而欧洲经济本来问题就一大堆,这样一弄,问题就更严重。另外更重要的是,欧元若最终能成功将对美国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一旦欧元最终成功,很快亚元、非元、南美元之类的东西就会出现,这简直就要了美国的命,所以这个典型是一定不能成功的。美圆作为世界货币对于美国的意义,大概美国人比谁都清楚,在这上面,美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三、中国的崛起虽然还不是美国现实中的最大威胁,但却是在未来意义上的大威胁。目前中国经济这个新发动机刚刚开始高速运转,如果能按美国人的方式或者干脆联到美国人那台发动机上面,则对美国人是最有利的。然而美国人也知道这种想法不切

实际,因此更实际的想法就是制造其他地方与中国的矛盾以消弱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美国也知道中国不会轻易让人民币跟着升值,而人民币不升值会制造一定的矛盾,而美国人从中煽风是很容易的。最近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全球鼓噪和这的关系大概也不用探讨了。
美国是货币战争的老手、高手、常胜将军,以上只是粗略分析美国发动美圆对欧元的战争的三个主要战略含义,其他更复杂的背景和意义就不说了,而这里所反应的问题却绝对不能被忽视。货币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
美国经济将在今后一两年的平台整理后进入更具杀伤力的下跌,而这下跌只是更大级别下跌的前奏
近日,纳指走势继续强劲,道指直冲上次反弹高点,以前所预计的较大级别反弹如期继续展开。很多网络股、科技股更是出现10倍以上的上涨,然而这里必须再次提醒,美国经济将在今后一两年的平台整理后进入真正的、更具杀伤力的下跌,而这下跌只是更大级别下跌的前奏。
其实,美国经济2000年开始的回跌主要是泡沫所致,因此虽然来势凶猛,但其实对其经济的根基打击并不大,从纳指和道指的强弱不同就可以看出。这一轮下跌从本质上只是宣布美国经济上一轮的大增长周期的结束,问题的关键就是以下面临的调整是什么级别的:是一个上升过程的小调整,还是70、80年代级别的中型调整,还是20、30年代级别的大型调整?本人认为,美国经济以下面临的将至少是70、80年代级别的中型调整,而且有超过99%的可能这个中型调整将是一个20、30年代级别大型调整的前奏,这个大型调整的巨大杀伤力将在2019年达到高峰。1929年的悲惨时刻将在美国重演,这个时间刚好是90年,而这个90年的一半1974年,其附近产生了所谓石油危机的中型调整。而其3/4位置出现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由此可见该周期的重要和准确性。
上面的预测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谈,但它是建立在一个大的经济周期的判断上的。至于短期来说,由于美国经济上一段的下跌是通过刺激消费来抵抗的,其现象是,股票跌,楼市旺,结果使得当再一次面临经济动力不足时,楼市和股票一起成为下杀的动力。道指的7500点是一个关键的位置,一旦在下次下跌时有效跌破,将迅速跌到5000点附近,而纳指的1000点并没有任何神圣不可触动的意义。看看日本股市从10年前50000点附近跌到现在不到10000点还没有止跌迹象就知道其下跌的动力的强大。
本人最后还给出一个预测,就是支持1929年开始的大经济周期的信用经济将是毁灭整个大经济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具体的就不说了。写到这里不妨再送一个大包:欧元的圆弧已经走完,其后一段时间将进行右平台的整理,一旦整理成功将走到1。5美圆以上,当然这不是这几个月的事情,和美国经济的这次反弹力度有关。不过可以说的是,在N年以后,一欧元换2美圆并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如何正确认识美国经济的这次调整,不要给所谓的吹鼓手扰乱,则是中国政府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机会,如何利用,是该好好想想了。
美圆与欧元之战的走势分析以及人民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所有的现代战争,从根本意义上就是货币战争,这是由现代社会的高度资本化程度所决定的。对于一个高度资本化的社会来说,任何脱离资本的活动从根本上都是无意义的,战争也不例外。
美圆与欧元之战从欧元没有开始就开始了。当时美圆对马克、日圆的那一轮升值攻势就是为了对欧元出现后的走势埋下伏笔。本来欧元在设计时币值就出于保守有了很大的折让,但当欧元一出来时,很快就被打到1美圆以下,这个下马威显然是为了动摇各国对欧元的信心,至少是使得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圆变欧元的速度一下减慢,出现明显的观望。
然而欧元也是有备而来,在0.85附近出现明显的护盘,从其走势图可以看到争夺的激烈,伴随的是一个下倾的多重底走势。从某种意义上是美国自己最后坚持不住救了欧元,其最直接原因就是网络泡沫的破灭,股市特别是纳指的大幅下挫使得部分稳健的资金流出美圆资产换成欧元,这样就支持了欧元,使得欧元终于缓过一口气来。也就是说,欧元终于避免了夭折的危机。
欧元的成功登陆使得美圆必须面对和欧元一起玩下去的局面,而欧元不死,就意味着欧元在低位徘徊对美圆极为不利,特别在美国经济遇上大麻烦的时候,低位的欧元可以慢慢把美圆资产资源吸走。所以伴随着带有多种目的伊拉克问题的热炒,欧元也被迅速拉起。目前大概就在欧元的最初定价附近徘徊。这个几年的大U型走势看起来简单,里面的战略意义却一点都不简单。
从目前的情况下,在欧元初始定价附近徘徊,暂时是美圆和欧元最好的选择,这是一个相对的平衡点,走势上在没有新的因素出现前,维持这种局面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但当双方在这种平衡状态下是否会通过妥协对第三方犯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目前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全球性叫嚣正意味着这种可能。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欧元其实并没有升值,只是从一个非理性的下跌中恢复性上涨而回到原来的初始定价位置,如果说目前人民币要升值,那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这样说?这是一个十分明显但却有人故意混淆的问题,一定要特别被强调,这是反击一切人民币升值谬论的有力武器。
总之,目前欧元与美圆的平衡状态下绝对不排除出现联手骗人民币升值的可能,因为人民币升值对欧元和美圆都有好处而对两者之间反而影响不大。在共同利益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目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揭露欧元并没有实质升值的事实,欧元只是恢复性上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家就别吵了。只要人民币坚持不升值,美圆和欧元之间的平衡又将被打破,之间又会斗起来,这才是人民币不升值的一个直接重要的结果。
在欧元有效升破2美圆之前,人民币根本就没有任何升值的义务和考虑的需要。
由于货币的波动是不断的,总的来说,除非出现断裂性的上涨或下跌,从长期来看,总是围绕某个价值中心进行震荡性走势。任何偏离价值中心的走势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将被修正的走势。例如,欧元出现时,为了让欧元能够顺利登陆,其币值是有一定折让的。如果正常来说,1欧元应该有1.2美圆左右,这个可以看成是欧元的一个价值中心。而欧元在0.7和2美圆之间波动,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走势。在没有完全确认这个波动范围被打破之前,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围绕价值中心的波动,也就是说最终还是往价值中心回拉。因此,从长期看,该区间只要不被打破,仍在正常的价值结构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而人民币并不能自由兑换,因此人民币没有任何必要对欧元在该上述区间的短线走势作出任何反应。在欧元有效升破2美圆之前,人民币根本就没有任何升值的义务和考虑的需要。因为一个非自由兑换的货币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正常价格区间的短线波动作出反应。任何短线走势最终都会被修复,任何基于短线走势的反应都是多余的。
以上是对付人民币升值叫嚣的一个很有力的技术上的支持,对此应该有很明确的认识。任何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在欧元有效升破2美圆之前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如果N年后欧元真的有效升破2美圆而站在人民币总体货币战略上出现了让人民币升值的理由,那人民币就升值;否则还是不升,到时候找理由还是很容易的,而任何理由的前提都必须站在中国整体的人民币货币战略上,离开了这一点,一切都没有意义。
从提前一周出版的“商业周刊”文章看美国正企图用人民币问题向中国举起大棒
本应7月21日才出版的“商业周刊”提前了一周出来了,里面最重要的文章就是耶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杰弗里.加滕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如何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
文章无非就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对人民币不升值进行无端攻击,认为这已经构成一个爆炸性的全球事件。对这位的那些理由这里没有必要进行分析,所谓立场不同,没什么好说的。不过这位的分析中却无意中证明了本人在一个多月前用打喷嚏打喷嚏马甲预测的正确。他说,虽然目前美圆贬值了20%,但这只是其应该贬值幅度的一半,美圆还要至少贬值20%。也就是说,美圆的战略企图是至少要到1.5欧元。在1个多月前,本人说美圆经过平台整理后将先上去1.5欧元,而几年后见到2欧元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如果美国真有这个战略计划,则本人的预测将会被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其人的身份和所在大学都很有意义,对此不能忽视。
另外,其人文章中还有一点就是暴露了目前美圆资产逃离的严重,这也是本人反复强调的:稳定汇率,吸进美圆资产,使人民币成为一个大蓄水池。美国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趋势,但这种趋势正在形成。在文章中,其人也如本人所料地挑拨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压力都会到欧元那里,这样欧盟太吃亏之类。这些小伎俩就没意思了,但对策一定要有。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些大的引进安抚欧盟,还有更高明一点的就是在美国和欧盟之间打入楔子,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就不说了。
从这次“商业周刊”不寻常的举动看,美国正企图用人民币问题向中国举起大棒,各方面的压力正在加大,而这应该是在预料之中的。对这,礼尚往来,中国方面怎么都应该组织一些人写出相应的文章进行反驳,另外对欧盟进行安抚,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处理,都必须加紧进行了。
用尽量通俗的语言讲解国际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机制以及人民币不升值的意义
用尽量通俗的语言讲解国际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机制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由于经济学被一帮无聊的家伙把持,经常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所以这里,尽量不按他们的思路来。
最简单的情况,在美圆目前贬值的情况下,例如你现在有一笔美金,如果你准备留在美国,那无所谓汇率的问题(当然,如果汇率波动太大,象阿根廷、泰国那种也是有影响的);如果你希望离开美国,那你选择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商品价格,一个是投资机会。对于商品价格来说,如果换成升了值的欧元,能换到的数量显然比原来少,但欧元区的商品价格,如果是欧元区本身生产的。并不会随着汇率高了而价格低;如果是其他地方如美圆区进口的,按欧元是价格低了,但按美圆算至少没变。所以这样一来,同样的美圆资本在币值上涨的欧元区相对于变高的商品价格,就缩水了。
其次,欧元汇率高了以后,出口的压力就大增,而现在都是世界市场,出口一成问题,值得投资的机会将大减。这样一来,无论从商品价格还是投资机会,从美圆流入升值以后的欧元区都是不合算的。而与相对美圆汇率不变的人民币区,以上这些问题都没有,因此美圆资本流入人民币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这也是目前的实际趋势。
而对于美国来说,人民币也象欧元一样升值,则美圆资本的流走将被抑制,这有点象股票的套牢,一般人就套住那里等解套了。但人民币不升值,美圆资本就有一个不用等解套就可以逃走的机会。虽然和欧元相比,换成人民币好象也是贬值了,但货币只有在商品价格和投资机会中才有意义,而这在人民币中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相对人民币区的商品价格,美圆换成汇率不变的人民币后并没有贬值,另外,人民币区的投资机会也会相应增加,这样,人民币相对于美圆资本就构造了一个吸引作用。而资本流入对美国经济是最关键的,一旦目前出现的负资本流入延续。美国经济有崩溃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反华教授把人民币不升值看成是一个爆炸性的全球事件的最重要原因。对于欧元区来说,人民币不升值对其商品的竞争力产生极大影响,从而影响其投资机会,最终也会影响其资本的流入。所以给欧元制造一些投资机会安抚一下他们是比较好的。
全球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竞争从根本上就是资本的竞争。只要人民币不升值,在全球资本竞争中就处于无人能比的位置,最终吸垮美国的可能极大。在这里不妨给出一个预言,就是在这次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反弹结束后,美圆区的资本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离。这是一个最快一、两年就会出现的趋势,中国目前一定要加快金融、资本体系的建设,把池子挖深一点,当那趋势全面到来的时候,能够尽量多地吸进美圆资本,这就是一个现实中真正的吸星大法,不管是否看过金庸小说的人大概都能明白。

缠中说禅-2008-9-18-对经济调整的严酷性决不能掉以轻心

发布时间:2008-9-18

  现在,无论世界还是国内经济,都进入一个较大级别的调整,这点已经是无须讨论的现实。
经济有涨有跌,潮起潮落,本是正常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用最好的策略对应对这不可避免的调整,使得最终的调整痛苦程度减到最低,甚至就此借力达到调整总体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新一轮的经济上升做好充足的准备。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必须对经济调整的严酷性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任何的掉以轻心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现在有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认为现在资产价格已经大幅度调整,其他经济指标也没有进一步恶化,因此本轮调整将很快过去。
而事实上,任何的有一定级别的经济调整,最终的资产价格都不是刚好回到所谓合理的水平,而是大幅度地折让,这正如任何一次资产价格的上升热浪,总要把价格抛向远离合理水平的疯狂状态,而下跌时的道理是一样的,市场总是以不理性的行为为其基础,而这种非理性的状态才是最有杀伤力的。
任何以资产价格已经充分调整为理由,都不足以说明经济调整的结束,甚至往往意味着一轮更残酷的非理性下跌的开始。

  而这轮的经济调整,从走势形态上看,并没有出现加速恶化的状态,而是在不断的犹疑中徘徊,而这种状态,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还在后面,一旦这种状态被打破,经济不可避免地进入加速调整中,在这加速调整还没有出现前,任何对经济调整结束的断言都是可疑的。


  更重要的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经济调整过后,总是有一段漫长的恢复期,而这恢复期的杀伤力,往往比调整期还要严重,那是一种磨和耗的状态,一种没有边际的、失望与希望交替的煎熬,那才是最为惨烈的,能否耗过这段时期,决定了经济下一轮增长能否顺利起步并占有最有利位置,因此,即使调整结束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

  而这轮调整,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显示出其级别之大,甚至有可能是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调整。

而这次调整,同时纠缠了各种政治势力与经济利益的博弈,最终将决定今后数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所以,站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经济,从来都是政治的,特别在这全球化的背景下,老的经济格局越来越束缚经济的发展,如何破局、如何在此中谋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才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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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经济格局 :
美国在高端, 科技,文化,金融等偏虚拟的经济 剥削全世界
日韩欧在中高端
中国等金砖国家在中端

  中国当然有足够的资源与国运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但这并不是可以不劳而获,这并不是一个已经在天上挂好一定要掉到中国头上的馅饼,要达到此目的,任何的松懈都是不允许的。

  而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还远远达不到基本完善的状态,里面还藏有诸多严重影响经济调整顺利过度的结构性弊端,就此,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把不合理的结构性弊端清除,理顺整体经济关系,这里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完成。

  站在资本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诸多国际性因素将在其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而很多因素,并不是中国一国所能控制的,而中国由于完善的整体经济结构并没有完全确立,所以其中存在的诸多漏洞可谓防不胜防,在这种状况下,非系统性风险随时存在,这是最难把控的。

  要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观望、犹豫、甚至随波逐流、坐以待毙都是没有出路的,必须首先确立明确的调整思路,使得调整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完成,然后动用一切资源确保调整按照可控的范围内进行,而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只是时机不能错失,否则代价极为昂贵。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风雨之后的中国将更有力量,但现在的问题是,必须首先安全平稳地度过风雨,否则光叨唠风雨之后见彩虹,是毫无意义的。而风雨,真正的风雨可能还没真正到来,而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准备了吗?

自相似性

社会形态发展呈现典型的自相似性,也就是说,构成某种大形态发展序列的具体形态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与大形态发展序列相似的发展序列

市场经济原始社会破裂后,就进入人口消费化与资产虚拟化扩展的原始积累时期,这时候,市场经济往往出现出一种最有活力、最有扩张性,如同军事奴隶制游牧民族般的强悍。就如同成吉思汗的铁蹄可以轻易扫掉比他程度高多的文明,这市场经济奴隶社会形态的时期,是所有经济大国崛起的真正力量所在。人类开始资本主义以来,所有的经济大国崛起,都离不开这种形态。注意,大国与经济大国,有着一定的区别。像前苏联这种,站在经济的角度,从来算不了大国。18、19、20世纪,欧美的经济以及其后的军事扩张,都是以这种资本主义奴隶社会形态最强悍的扩张力为其根基。但,最终所有的军事殖民都几乎以失败告终,而经济、文化上,却是无比的成功,这也可以看出经济、文化的深刻腐蚀性。经济、文化上资本主义的军事奴隶制游牧民族般的强悍,是比纯粹的军事强悍更有力、更本质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自相似中,美国经济、文化对世界的征服比成吉思汗的铁蹄更有力。

缠中说禅-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续-5

《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续五:从净资产到市值,资本血腥游戏的必然之路 (2007-04-17 15:36:26)转载▼ 标签: 缠中说禅 货币战争 人民币战略 分类: 时政经济(缠中说禅经济学)

昨天本ID贴了“从净资产到市值,大牛市的核变动力”,但今天必须解毒。所谓解毒,并不是说那文章有什么问题,而是必须要把这现象本身的深层含义给揭示:要资本主义死,就要资本主义亢奋无比,进而精尽人亡。那么,资本主义逐步亢奋的把戏又是什么?

资本市场的建立,就是这资本主义逐步亢奋把戏的最基础部分。资本主义这幻象下,有了货币的幻象,进而有了资本的幻象,再进而有了资本市场的幻象。在一般资本层面的交易原则,都是以所谓的净资产价值为参照系,而有了资本市场,引进一条实物资产与虚拟资产交易的等价性,因此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以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价格为基础的交易游戏,这里,一个简单的把戏,就可以蛇吞象般把大量的社会资源吞进一个虚拟的空间里,本质上,最终是一个财富大分配的过程,说一句狠话,当资本主义明目张胆的剥削成为不可能时,这实物资产与虚拟资产交易等价性的交易把戏,就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升级版本。

而国与国经济层次与阶段的不平衡性,又使得这种虚实间的游戏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战争的最直接武器。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如黑洞般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资源吸纳进来,成为自己的发展动力。一个没有强大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体系下的经济体,妄想打赢货币战争、金融战争,永远只能是妄想。任何全球化现状下的大国崛起,都是资本大国的崛起,也是强大资本市场的崛起。大国的崛起,就是大国资本市场的崛起,这在现代经济环境下,是无疑的。谁控制了资本市场,本质上就控制了该国的经济血脉与心脏。

反对剥削,往往是在掩盖更深刻的剥削,因为剥削早已经无形化、升级版,任何的反对,从利用社会资源上看,都是在促进剥削本身。资本主义早进化成这样一只魔兽,任何社会资源的交换与利用,都成了促使其更有力量的行为。所有人都在资本的魔性用迷失,所有在资本魔性中沉浮的,都为这资本魔兽提供动力。而那虚实的游戏,同样要席卷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最终被资本主义所吞没,就算是死了,其葬礼、也构成其交易,构成其GDP,为资本主义添砖加瓦;反对资本市场的,最终被资本市场吞没,资本市场高效地配置社会的资源,资本市场的采阳大法,只采集其精华,而所有的交易、所有的人,都被其筛选着、吞噬着。

本ID从来不反对这种游戏,因为这游戏必然被游戏,而且是现实地、不可逆转地被游戏着。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就是人的可牺牲性是有限度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存已普遍不成为问题,希望以人的牺牲为忽悠的所有运动,归根结底都不可能被运动。一切企图用正义、主义、理想等把戏来战胜资本主义的把戏归根结底都是把戏,而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高度痴呆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与人的普遍痴呆程度成正相关,因此,我们有了垃圾商品、流行文化。流行、垃圾,是能产生大量交易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从净资产到市值,依然是大牛市的核变动力,本ID依然继续强力折腾资本市场,这虚实的游戏依然成为大国崛起的有力武器,一切不平等、血腥依然不平等、血腥,这就是资本全球化的美丽新世界。

由于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当某些国家完成市场经济奴隶社会形态时,后来的国家才刚进入这种场经济奴隶社会形态,因此,一场如同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民族的征服与被征服游戏就不断展开。其实,在思想历史上,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思想历史上的奴隶社会阶段,是所有文化形态中最有活力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所谓思想历史上的轴心时代,人类其后的所有思想,从根本上,从来没有超越那个时代。

抛开一切名言的缠缚,中国的崛起也离不开这如游牧对农耕的征服游戏。当中国制造、中国因数在全球涌动时,不过是市场经济自身演化法则的现实演示而已。最可笑的是那些所谓自由经济的信徒,当这市场经济无形的手所推动的游戏已经危害到他们主子的利益时,他们就颤抖了,他们就要拿起大棒了,他们就要歌颂起那封建农耕资本主义的种种美好来,却忘了他们的主子也是踏着市场经济奴隶社会的血腥而来。显然,只要中国继续保持这种被汉奸主子称为野蛮的经济铁蹄的快速奔驰,成吉思汗席卷天下的一幕就会在经济领域再次上演。汉奸们叫床不爽,要怪,就怪那所谓的无形的手如此地辣手摧草。

二、中国今后的发展,最有现实意义的无非是两条路子:

1、继续让无形的手发挥作用,用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产生的无情动力去征服那些汉奸主子、市场经济牧师、资本主义信徒,

继续用强大的经济铁蹄去开疆拓土,占据资源、捣毁一切经济的壁垒。这种方式,肯定要引发无数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上的摩擦,但这是一种大开大合的游戏,用直白的话,就是玩的都是悬的,玩的就是心跳。
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让市场经济的逻辑无情地贯彻下去,让所有人的欲望无限地扩展,让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等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继续扩展下去,成为一个战车,捣毁一切阻隔,在最后的大决战中成就霸主地位。
用中国传统的路子,这是阳刚的路子。
这个路子当然也是一个路子,按这路子走下去,就必须外刚内柔,将市场经济内在血腥所隐含的内在暴虐动力发挥到极致,这是走乾卦的路子。

2、对所谓无形的手,实质就是人类欲望的肆意扩展进行有计划的调控。

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制造的动力,如同人的欲望制造的性能力。
按道家的玩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肆意欲望,采阳补阴,广采面首而成就之。第二种就是控制转化欲望,采自身的大药而成就之。
中国经济欲望萌动的性能量,如何通过内在的修炼而成就,就是第二种方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游牧军事的强悍就在于,内在的欲望超越了现有的条件,在内部不能消耗这种能力,因此只能向外扩张去消耗,就如同那荷尔蒙所萌动的春情在夜色中无可阻挡地挥霍。
如果能转化这种挥霍,化为打通任督奇经的能量,则可成就自身的超越。
如同人体,饱暖思淫,经济发展的积累在不平衡的无保障状态下,那些过于饱暖的、占据社会有利资源的,必然转化为投资的冲动;
而饱暖不足的,没有社会资源保障的,必然大量储蓄而拒绝消费。
投资在消费不足的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宣泄,就必然走如游牧军事的道路。
游牧军事中的人,只不过是战争的机器,而市场经济这阶段的人,不过是经济的机器。
显然,如何把经济剩余化为对人的经济生存的总体保障,就是这转化的最重要前提。
3、4年前本ID写正文时,用有点戏谑但实质严肃的口吻说要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转化为让中国最贫穷的1亿家庭成为10万元户,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方法有很多种,例如现在不断展开的反哺三农,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但这力度还是太低,如果真玩这模式,就要加大力度,用经济能量冲破社会结构的脉络,通则不疼,当完整有效的、涉及住房、医疗、教育等的保障体系被有效建立,那消费的瓶颈才能真正有效打开,内需拉动才可能真正出现,一个最强大内需支持的国际化大市场才可能形成。
一旦这个有最强大内需支持的国际化大市场高效运转起来,就如同人体大周天的运行,生生不息,一切外邪又何足挂齿,都被采而化之了。这样,外柔内刚,走的是坤卦的路子。

人民币,就是中国经济性能力的现实体现。一个阳痿是无性能力可言的,一个货币疲软的国家也是无性能力可言的。
中国的崛起,就如同性能量充足后的自然反应,无须多论。但目前的关键就是,汉奸们企图把充满能量的中国当面首卖到他们年老色衰的主子那里玩断臂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目前的性能量只有上面两种可接受的解决方式:把汉奸的主子当面首给采阳补阴了,把他们全给吸干,成就采阳神功;或者就是自我修炼,把性能量转化为打通经络的利器,到时候,采阳神功也自在其中。

只要是这两条路,无论乾坤、刚柔,都是正道,至于走哪条,关键是机缘时机及相应的人才等的配合问题。
而且这两条路子本来就可以并行,采阳不妨修身,修身更能采阳,只要不听汉奸的引诱被卖去当面首,一切都好商量。
至于如何根据当下的能量,在国家间不平衡分布与国内不平衡分布下采取相应的现实对策,就是后面逐步展开的话题了。

三、相对流动性过剩与经济转型及金融重构

无论对于媒体还是专家,流动性过剩的流动性,业已过剩。一切经济现象,只要被贴上流动性过剩标签,就被描画成洪水猛兽。然而,竟无人追问,这棒杀一切的流动性过剩,真是矛盾之根本吗?以水为喻,河伯之水注于小泽,流动性过剩泛滥而洪水滔天,若注于大海,又何来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关键不是洪水如何凶猛,而是注之小泽还是大海。

流动性过剩,只具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与相应的经济、金融等结构所构筑的当下资金吞吐能力相关。洪水,只能疏导而不能截堵,任何用各种行政、金融手段来截堵流动性过剩的,鲧就是其命运。而只有将水道疏导而使之归于大海,才能彻底对治流动性过剩。资金如水,有着各种存在形态。地球水循环之所以能稳定维持,就在于各种形态之间能顺畅转换,而金融结构对经济的存在,与之类似。储蓄、债券等如同大海,股票、期货等如同冰川,生产、消费等如同江河云雾。各种资金形态能否顺畅转换,其前提在于是否有对海量资金能进行长期有效吸纳的资本市场。一个强大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非但不是流通性过剩的罪恢祸首,而且只有超常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才是解决相对流通性过剩的正途。

目前,中国正面临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需要对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这一切同样迫切要求一个强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而相对中国当下金融结构而存在的流通性过剩,为此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那些把流通性过剩归罪于资本市场的人,不仅倒因为果,而且本末倒置。目前的流通性过剩非但不是一个具有高度危害性的经济现象,而且还是中国完成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深刻转型的必要前提。没有完善的金融结构、强大的资本市场,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行强大、有效的资源配置,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可见的未来,特别在人民币币值依然有着广阔上升空间而中国贸易顺差的趋势依然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相对流动性过剩必将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从而为中国资本结构、融资结构、财富结构等升级换代提供契机与动力。在不可逆转的资本全球化历史潮流中,中国必然崛起的标志不是成为一个制造大国,而是要成为资本大国,只有成为资本大国,才有真正的经济大国可言。资本大国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有一个能容纳海量资金以及充分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而一个超常规发展的资本市场,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

目前出现的相对流动性过剩,归根结底是因为前期经济转型及金融重构的步子迈得太小,资本市场的扩张速度太慢,对中国成为资本大国的速度估计太低所致。在2002-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快速增长到10663亿美元时,金融市场的建设步伐却严重滞后。到如今,国债、债券等基础性市场的规模依然严重偏小,而创业板继续在无休止的创业设计中,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一如既往地只闻其声,金融衍生品市场带来的更是一次次关于风险的口水战。而同时,那些号称国外资金流入制造流动性过剩的言论却甚嚣尘上,但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在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最大资本大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金融市场必将超大规模地吸纳全世界的资金,现在这些流入的资金与之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瓢。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是流动性过剩、不是通货膨胀、不是其他任何可能的经济现象,而是在资本全球化这当下最大的历史潮流中错失发展的机遇,使得中国的资本大国之梦永远是梦。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相应的破解方式,但历史性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错失就是永远的错失,这才是面对当下一切经济现象时必须保持的一个最基本视角。站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资本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按照相应规模与标准重构金融市场,超常规地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从而驾御流动性过剩,使之万流归海,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型提供强劲而又可控的动力输出,这才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根本之道。